甘肃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计量处  本期栏目主持人  关增建

　　在中国计量史上，新莽时期的度量衡标准器格外引人注目。这是因为，当时在王莽复古改制的大旗之下，刘歆组织一批学者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考订音律和度量衡标准的活动，并根据考订结果，铸造了一批度量衡标准器，颁发全国各地使用。通过这场活动，刘歆形成了自己系统的关于钟律和度量衡的理论。他的理论成为后世朝代制定度量衡标准所信奉的圭臬，人们在考订度量衡制度时，不但要从他的理论中寻找依据，而且还要从他遗留的实物中寻找当时尺度标准，这就使得新莽时期的度量衡标准器遗物在后世被人们奉为国宝，格外珍惜。

　　虽然历朝历代对新莽时期的度量衡标准器都很重视，但毕竟时事变迁、岁月无情，到了民国时期，存世的新莽度量衡器物已经十分罕见。这种情况下，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甘肃两位农民很偶然的发现了八件新莽时期的度量衡器物，这些器物挖掘出土以后又经过了十分曲折的经历，才得以保存。这件事，成了中国计量史上一件奇事。

　　事情始于1925年7、8月间。当时甘肃定西县巉口镇农民秦恭(当年13岁)在放牧时，于今巉口镇铁路大桥东北方向200米处，发现一块露出地面的金属物。第二天与其兄秦让去挖，挖出了不同形状的八件古铜器。(傅振伦先生《甘肃定西出土的新莽权衡》一文说:1926年夏，甘肃定西县称钩驿〔在兰州东南一百八十里〕因大雨冲坏山原，发现新莽铜器八件:权五、衡一、钩一、丈一)。当时，本村人不认识这批珍贵文物，秦家把这批稀世珍宝搁置院墙脚。1929年甘陕大旱。秦家迫于生活，由秦让用手推车将这批文物运到省城求售，兰州古董商马实斋按碎铜价格以六十块大洋收进。后不多久，马实斋又以二百块大洋转手卖给古董商张寿亭。同年秋，北京古玩商朱柏华得悉后，专程赶到兰州，以一百四十块现洋买走铜衡杆和九斤铜权，其余六件被时任甘肃省建设厅厅长杨慕时以八百块大洋购得。此后，杨随军东行，因携带不便，交兰州民众教育馆保管。1932年夏天的一个雨夜，陈列在教育馆内的六件文物，除最大的一件石权外，其余五件全部被盗。该馆馆长张铭青发觉后，立即向省府报告，并四出追踪，但没有结果。

　　朱柏华购得的铜衡杆和九斤权，经人鉴定，知是新莽时物。朱以五千一百元的高价卖给北平琉璃厂尊古斋古玩铺。兰州被盗的五件文物，由时任陕西绥靖公署驻甘肃行署主任邓宝珊先生出面，电请全国古物保管委员会北平分会主任马衡，代为在平津等地缉访。1933年7月，终于在天津英租界源丰永珠宝店发现。经多次交涉，该店拒不交出，并要挟古物保管委员会出价三十万大洋赎回。保管委员会以该店盗卖国宝罪，通知天津河北省公安局将其经理翟捷三及原盗窃犯高灿章逮捕，才追回了这五件文物，保存在北平团城。尊古斋所购铜衡杆和九斤权，由故宫博物院按五千一百元原价赎回。至此，甘肃定西出土的八件稀世珍宝失而复得。1934年春，中国学术协会在团城举办“西北文物展览”，这批珍贵文物才公之于众。

　　故宫博物院旧藏有新莽铜嘉量，为了把新莽度量衡标准器集中保管，遂向国民政府申请将这五件文物拨交故宫博物院陈列，国民政府未答应故宫博物院的请求，而是把它移交给了中央博物院筹备委员会。新莽铜丈初仅存上半截，1934年又发现下半截，1935年中央博物院以五百元买得。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把这批文物中的铜丈、二钧(60斤)权、六斤权、三斤权、秤钩以及新莽铜嘉量运往台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原在北京的铜衡杆和九斤权和甘肃的石(120斤)权，1959年送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现藏国家博物馆。  

    新莽铜衡杆、铜环权、铜秤钩

    新莽铜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