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以度量衡和时间为主要内容的计量技术，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父系氏族社会，度量衡和计时已是农业文明的基础。传说在黄帝时代已发明了以干支记日、月。继而尧命羲、和二人参照日、月、星辰定历法。舜到东方巡视，在部落联盟议事时，商讨把四时之气节、日之大小、日之甲乙，度量衡的齐同，乐律声音高低都统一起来。禹治理水患，划分九州，“身为度，称以出” ，以人体建立度量衡标准。上述虽然都属后人追溯，却真实地反映了先民们的自然哲学观念。

　　计量制度的建立，单位标准的确定虽然都是人为的，但必须具有权威性。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用武力征服了各诸侯国，颁发了统一度量衡诏书，同时初步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度量衡制度。后经汉代的改进、完善，成文于典籍而被历代遵循，奉为圭臬。此后每经改朝换代，都要探究古制之本，以确定当朝度量衡和计时单位标准。历代流传下来的器物不断被发现，其传承关系明确便是有力的证明。直至清朝，无论是度量衡或计时制度都是秦汉古制的沿袭。今犹陈列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太和殿前的鎏金铜嘉量和晷便是有力的物证。

　　中华民族的祖先，通过长期的生产实践和天文观测，创造了里亩、尺寸、升斗、斤两等度量衡单位制和年、月、日时、刻等计时单位。以当时先进的科学方法，制定了单位量值标准，不断完善测量器具和则量方法，使中华民族繁衍生息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科技文明，都能在时空坐标上定格记录下来，其量化的数据真实、可比。

　　中华悠久的文明史流传下来的大量的珍贵文物，其中许多与计量有关的器物和文字资料，记录和讲述了一个个生动而有价值的故事。如考古学家曾统计过，在100多座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墓葬中，出土了数量不等的天平、砝码，它们是用来称量可切割的黄金贷币的。反映了楚地盛产黄金、经济繁荣、商贾活跃的社会面貌。而掌握着大量财富的王公贵族和豪商们，死后仍然向往着升入天堂，继续过着荣华富贵的生活，天平、砝码便成为随葬品埋入地下。又如留存至今的“商鞅铜方升”，器壁刻铭详尽，其中“十八年”即器的制造年代在商鞅辅助秦孝公变法的公元前344年，为了统一秦国度量衡而由官居卿相的商鞅亲自督造的。“十六寸五分寸壹为升”，说明当时已普遍使用“以度审容”。“齐■卿大夫众来聘”， 一方面是记录了当时重大的政治事件，同时也可能有两国共同商定过有关统一度量衡的内容。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下诏书统一全国度量衡，又将诏书加刻在器的底部。一件量器所刻铭文，向后人讲述了秦国几百年的历史，它的重要意义远远超过了器物本身。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几乎是世人有口皆碑的历史功绩。秦权、秦量出土地域之广、数量之多，令人惊叹。据粗略统计，出土地域囊括了被统一的每一个诸侯国旧地，数量多达百余件。这些都展示了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决心和雄才大略。

　　中国古代计量技术，在历代史籍中都有辑录。研究者根据文献记载，对照所能见到的器物，考释其铭文，测量其实际数值，模拟、复现其计量功能，使尘封的古老科技重现光彩。西汉末年，经学家刘歆总结了前人的智慧，提出了一套系统的以黄种、累黍定度量衡标准的理论，后载入《汉书·律历志》。即以音频定长度，用累黍为介质加以复现。声与量皆为无形之物，量尚可通过度量衡量测出来，而在古代，声是无法测量并保存的。如何让以黄种定度量衡这一科学的设想得以实现，刘歆等先哲们通过反复试难后。提出以黍为介质，即选用中等大小的自然物“黍”，横排90粒得黄钟律管之长（9寸），加一寸即一尺。律管之积约容1200粒黍，与一龠的容量相当，二龠为一合（16.2立方分）。积1200黍之重约12铢，24铢即一两。这样便形成了一组参量公式，厘定出度、量、衡三个单位量。从此这一量化了的公式便成为其后历代制定当朝制度时可遵循的古代标准，既可以用度量衡来定律，又可以用律来校度量衡。近现代许多学者对此做过大量的理论推算和实物验测，证明这一公式是符合物理学原理的，在一定误差范围内也是可以复现。

　　中国古代许多杰出的科学家，在他们的科学实践中因离不开“时空量”的测量，都关注和研究度量衡及时间计量。如战国时的著作《墨经》，首先讨论了等臂杠杆和不等臂杠杆各种平衡的状况，对衡器的制造作了理论上的分析。不足之处是尚示以应用数学或数学语言来表达这些平衡关系，三国时期的数学家刘微注释《九章算术》时以“新莽嘉量”与三国·魏时的尺度、容量作比较，得出魏尺、魏斛分别增大了4.7%和2.6%。南朝数学家祖冲之，经反复运算、研究后，得到了精确小数点后七位数的圆周率（3.1415926-3.1415927）。并用它校核了“新莽嘉量”的设计数据后，指出其设计者———刘歆的数术“粗疏”。唐代在经过长期的实际运用后，把沿续了大约1600多年衡制中的“两、铢、累、黍”非十进制，改进为“十钱为一两”。后又经过宋代进一步完善，推出了“两、钱、分、厘、毫”皆十进位的质量小单位系列。宋代的另一特点是，众多的天文、音律、算术家以及达官显宦都参与到详考古今（宋）计量器具的行列中来。如开国之初便有刘承口精校朝廷收支银两的各种衡器，创制了精巧的小型杆秤———戥子，重新制颁了成套标准砝码。李照研制了“乐秤”（又称水秤），提出用1升水定1斤重的标准。司马光与范镇关于是“律生度”还是“度生律”，往返书信数万言，历时三十年。北宋科学家沈括著《浮漏仪》，将漏刻的结构及消除误差的各种措施一一记录下来。《宋史·舆服志》中对指南车、记里鼓车的内部结构、齿轮传动系和机构装置作了详细的叙述。

　　中国近代对计量史的研究，始于20世纪初。罗振玉、王国维、刘复、马衡、容庚、商承祚、唐兰、朱德熙等学术巨擘都先后发表了重要著作、对商鞅方升、秦权、秦量、新莽嘉量、历史尺度等作了大量考证和研究。1937年吴承洛著《中国度量衡史》，是中国第一部度量衡通史专著。20世纪50年代开始，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古代计量器具陆续出土，历史、文物、考古、古文字专家们先后发表了许多有分量史的队伍，此后有关计量史的论文、图书陆续出版，成为科技史研究的一个分支，也逐渐受到国际上一定的关注。但由于汉语难学、难懂。曾有许多外国朋友来信、来访时提出希望有一本英文版的中国计量史，简要地介绍一些有关资料供他们参考。于是笔者便产生了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编写一本《中国古代计量史图鉴》的想法。经过多年的努力，并得到国家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检疫局计量司的大力支持。《图鉴》初稿完成后，又得到北京传世文化发展中心总经理李胜兵先生的青睐，才被再次提到出版日程上来。

　　希望通过这本《图鉴》的出版，广大读者能给予中国计量史更多的关注，也希望引起更多国内外朋友对计量史研究的兴趣，更希望能与各国学者展开交流、切磋和合作。并盼望将来有一部世界性的比较计量史书籍面世。